张中行写过什么散文集(合集5篇)

张中行写过什么散文集 第1篇

张中行散文《红楼点滴》

民国年间，北京大学有三个院：一院是文学院，即有名的红楼，在紫禁城神武门(北门)以东汉花园(沙滩的东部)。二院是理学院，在景山之东马神庙(后改名景山东街)路北，这是北京大学的老居址，京师大学堂所在地。三院是法学院(后期移一院)，在一院之南北河沿路西。红楼是名副其实的红色，四层的砖木结构，坐北向南一个横长条。民国初年建造时候，是想用作宿舍的，建成之后用作文科教室。文科，而且是教室，于是许多与文有关的知名人士就不能不到这里来进进出出。其中最为大家所称道的当然是蔡元培校长，其余如刘师培、_、辜鸿铭、胡适等，就几乎数不清了。人多，活动多，值得说说的自然就随着多起来。为了把乱丝理出个头绪，要分类。其中的一类是课堂的随随便便。

一般人谈起北京大学就想到蔡元培校长，谈起蔡元培校长就想到他开创的风气——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这风气表现在各个方面，或者说无孔不入，这孔自然不能不包括课堂。课堂，由宗周的国子学到清末的三味书屋，规矩都是严格的。北京大学的课堂却不然，虽然规定并不这样说，事实上总是可以随随便便。这说得鲜明一些是：不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每课必到，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经常不到。

先说不应该上课而上课的情况。这出于几方面的因缘和合。北京大学不乏名教授，所讲虽然未必都是发前人之所未发，却是名声在外。这是一方面。有些年轻人在沙滩一带流浪，没有上学而同样愿意求学，还有些人，上了学而学校是不入流的，也愿意买硬席票而坐软席车，于是都踊跃地来旁听。这也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北京大学课堂的惯例：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且说我刚入学的时候，首先感到奇怪的是同学间的隔膜。同坐一堂，摩肩碰肘，却很少交谈，甚至相视而笑的情况也很少。这由心理方面说恐怕是，都自以为有一套，因而目中无人。但这就给旁听者创造了大方便，因为都漠不相关，所以非本班的人进来入座，就不会有人看，更不会有人盘查，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学期，上课常常在一起，比如说十几个人，其中哪些是选课的，哪些是旁听的，不知道;哪些是本校的，哪些不是，也不知道。这模模胡胡，有时必须水落石出，就会近于笑谈。比如刘半农先生开“古声律学”的课，每次上课有十几个人，到期考才知道选课的只有我一个人。还有一次，听说是法文课，上课的每次有五六个人，到期考却没有一个人参加。教师当然很恼火，问管注册的，原来是只一个人选。后来退了，管注册的人忘记注销，所以便宜了旁听的。

再说应该上课而不上课的情况。据我所知，上课时间不上课，去逛大街或看电影的，像是很少。不上有种种原因或种种想法。比如有的课不值得听，如“党义”;有的课，上课所讲与讲义所写无大差别，可以不重复;有的课，内容不深，自己所知已经不步;等等。这类不上课的人，上课时间多半在图书馆，目的是过屠门而大嚼。因为这样，所以常常不上课的人，也许是成绩比较好的;在教授一面，也就会有反常的反应，对于常上课的是亲近，对于不常上课的是敬畏。不常上课，有旷课的处罚问题，学校规定，旷课一半以上不能参加期考，不考不能得学分，学分不够不能毕业。怎么办?办法是求管点名(进课堂看坐位号，空位画一次缺课)的盛先生擦去几次。学生不上课，钻图书馆，这情况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盛先生总是慨然应允。

这种课堂的随随便便，在校外曾引来不很客气的评论，比如，北京大学是把后门的门槛锯下来，加在前门的门槛上，就是一种。这评论的意思是，进门很难;但只要能进去，混混就可以毕业，因为后门没有门槛阻挡了。其实，至少就我亲身所体验，是进门以后，并没有很多混混过去的自由，因为有无形又不成文的大法管辖着，这就是学术空气。说是空气，无声无臭，却很厉害。比如说，许多学问有大成就的人都是蓝布长衫，学生，即使很有钱，也不敢西服革履，因为一对照，更惭愧。其他学问大事就更不用说了。

时间不很长，我离开这个随随便便的环境。又不久，国土被侵占，学校迁往西南，同清华、南开合伙过日子去了。一晃过了十年光景，学校返回旧居，一切支离破碎。我有时想到红楼的昔日，旧的风气还会有一些吗?记得是一九四七年或一九四八年，老友曹君来串门，说梁思成在北大讲中国建筑史，每次放映幻灯片，很有意思，他听了几次。下次是最后一次，讲杂建筑，应该去听听。到时候，我们去了。讲的是花园、桥、塔等等，记得幻灯片里有苏州木渎镇的某花园，小巧曲折，很美。两小时，讲完了，梁先生说：“课讲完了，为了应酬公事，还得考一考吧?诸位说说怎么考好?”听课的有近二十人，没有一个答话。梁先生又说：“反正是应酬公事，怎么样都可以，说说吧。”还是没有人答话。梁先生像是恍然大悟，于是说：“那就先看看有几位是选课的吧，请选课的举手。”没有一个人举手。梁先生笑了，说：“原来诸位都是旁听的，谢谢诸位捧场。”说着，向讲台下作一个大揖。听讲的人报之以微笑，而散。我走出来，想到北京大学未改旧家风。心里觉得安慰。

点滴一谈的是红楼散漫的一面。还有严正的一面，也应该谈谈。不记得是哪位先生了，上课鼓励学生要有求真精神，引古希腊亚里十多德改变业师柏拉图学说的故事，有人责问他不该这样做，他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红楼里就是提倡这种精神，也就真充满这种空气。这类故事很不少，说几件还记得的。

先说一件非亲历的。我到北京大学是三十年代初，其时古文家刘师培和今文家崔适已经下世十年左右。听老字号的人说，他们二位的校内住所恰好对门，自然要朝夕相见，每次见面都是恭敬客气，互称某先生，同时伴以一鞠躬;可是上课之后就完全变了样，总要攻击对方荒谬，毫不留情。崔有著作，《史记探原》和《春秋复始》都有北京大学讲义本，刘著作更多，早逝之后刊为《刘申叔先生遗书》，可见都是忠于自己的所信，当仁不让的。

三十年代初，还是疑古考古风很盛的时候;同是考，又有从旧和革新之别。胡适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在学校讲中国哲学史，自然也是上卷。顺便说个笑话，胡还写过《白话文学史》，也是只有上卷，所以有人戏称之为“上卷博士”。言归正传，钱宾四(穆)其时已经写完《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并准备印《老子辨》。两个人都不能不处理《老子》。这个问题很复杂，提要言之，书的《老子》，人的“老子”，究竟是什么时代的?胡从旧，二“老”就年高了，高到春秋晚年，略早于孔子;钱破旧，二“老”成为年轻人，晚到战国，略早于韩非。胡书早出，自然按兵不动，于是钱起兵而攻之，胡不举白旗，钱很气愤，一次相遇于教授会(现在名教研室或教员体息室)，钱说：“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了。”胡答：“钱先生，你举的证据还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连我的老子也不要了。”这次激烈的争执以一笑结束。

争执也有不这样轻松的。也是反胡，戈矛不是来自革新的一面，而是来自更守旧的一面。那是林公铎(损)，人有些才气，读书不少，长于记诵，二十几岁就到北京大学国文系任教授。一个熟于子曰诗云而不识abcd的人，不赞成白话是可以理解的。他不像林琴南，公开写信反对;但又不能唾面自干，于是把满腹怨气发泄在课堂上。一次，忘记是讲什么课了，他照例是喝完半瓶葡萄酒，红着面孔走上讲台。张口第一句就责骂胡适怎样不通，因为读不懂古文，所以主张用新式标点。列举标点的荒唐，其中之一是在人名左侧打一个杠子(案即专名号)，“这成什么话!”接着说，有一次他看到胡适写的什么，里面写到他，旁边有个杠子，把他气坏了;往下看，有胡适自己的名字，旁边也有个杠子，他的气才消了些。讲台下大笑。他像是满足了，这场缺席判决就这样结束。

张中行写过什么散文集 第2篇

张中行散文《自嘲》原文

自嘲可以有二解。一种肤面的，字典式的释义，是跟自己开个小玩笑。一种入骨的，是以大智慧观照世间，冤亲平等，也就看到并表明自己的可怜可笑。专说后一义，这有好处或说很必要，是因为人都有自大狂的老病，位、财、貌、艺、学等本钱多的可能病较重，反之可能病较轻。有没有绝无此病的人呢?我认为没有;如果有人自以为我独无，那他(或她)就是在这方面也太自大了，正是有病而且不轻的铁证。在病宜于及时治疗，而药，不能到医院和药店去求，只能反求诸己，即由深的自知而上升为自嘲。至于自嘲的疗效，也不可夸大，如广告惯用的手法，说经过什么什么权威机构鉴定，痊愈者达百分之九十九以上;要实事求是，说善于自嘲，就有可能使自大狂的热度降些温。

为什么忽而说起这些呢?是因为偶然翻翻《笑林广记》，觉得其中《腐流部》的一些故事颇有意思。有意思，主要不是因为故事中的人物可笑，而是因为，至少我这样看，故事中人和编写的人，大概不是对立的而是同群，于是持镜自照，就看见自己可怜可笑的一面，这眼力就来自超常的智慧，而写出来，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有教育意义。本诸陶公“奇文共欣赏”之义，先抄出几则看看(据旧刻本，因系不登大雅之堂的书，多误字，少数字以意定之)。

(1)腹内全无：一秀才将试，日夜忧郁不已。妻乃慰之曰：“看你作文如此之难，好似奴生产一般。”夫曰：“还是你每(们)生子容易。”妻曰：“怎见得?”夫曰：“你是有在肚里的，我是没在肚里的。”

(2)识气：一瞎子双目不明，善能闻香识气。有秀才拿一《西厢》本与他闻，曰：“《西厢记》。”问何以知之，答曰：“有些脂粉气。”又拿《三国志(演义)》与他闻，曰：“《三国志》。”又问何以知之，答曰：“有些刀兵气。”秀才以为奇异，却将自做的文字与他闻，瞎子曰：“此是你的佳作。”问：“你怎知?”答曰：“有些屁气。”

(3)穷秀才：有初死见冥王者，王谓其生前受用太过，判来生去做一秀才，与以五子。鬼吏禀曰：“此人罪重，不应如此善遣。”王笑曰：“正惟罪重，我要处他一个穷秀才，把(给)他许多儿子，活活累杀他罢了。”

(4)问馆：乞儿制一新竹筒，众丐沽酒欢贺，每饮毕辄呼曰：“庆新管，酒干!”一师正在觅馆，偶经过闻之，误听以为庆新馆也，急向前揖之曰：“列位既有了新馆，把这旧馆让与学生罢。”

前两则是嘲笑秀才之流不文，后两则是嘲笑秀才之流穷苦，如果我的推断不错，都是秀才之流自编，那就大有意思。这意思，如果用宋儒解经的办法，就大有文章可作。但那会失之玄远，不亲切，所以不如只说说自己的感觉。我青少年时期犯了路线错误，不倚门市而入了洋学堂，古今中外，念了不少乱七八糟的，结果就不得不加入秀才之群。虽然也如《颜氏家训》所讥，“上车不落则著作(断章取义，原义为著作郎，官名)”，可是一直写不出登之大雅之堂的，更不要说藏之名山的。我有个老友，有学能文，可是很少动笑，有人劝他著述，他说：“在这方面，献丑的人已经不少，何必再多我一个!”我每次拿笔就想到他这句话，可是老病难于根治，只好心里说两次“惭愧”敷衍过去。再说另一面。我是芸芸众生的一分子，与其他芸芸众生一样，也毫不犹豫地接受定命，衣食住行，找伴侣，生孩子。自己要吃饭，伴侣要吃饭，孩子还是要吃饭，可是饭要用钱换，而钱，总是姗姗其来迟，而且比所需的数少。这样，无文，无钱，两面夹攻一秀才，苦就不免有万端。可是可以自求一大乐，就是翻看《笑林广记·腐流部》，如上面引的那些，如果还有锦上添花的雅兴，可以向曾是红颜今已不红颜的荆妇借一面小镜，看一则，端相一下镜内的尊容，于是所得就可以远远超过看戏剧、电影，还是避玄远只说感受，用俚语说是真过瘾，用雅语说是岂不快哉。

以上可算是不惜以金针度人了。以下说为什么这是金针。提纲挈领地说，这是由自知而更上一层楼。还要略加解释。先说自知。俗语说，人苦于不自知。这是由希求方面立论;如果追根，说事实，应该是人惯于不自知。男士、女士，十之九确信自己为今世之潘安、飞燕，这是切盼有求必应时的不得已，可以谅解。不可谅解的更多，小者如盗窃而以为必不败露，大者如一发动什么而以为必利国利民，等等都是。哲人就比较高明。据说有个所谓先知问苏格拉底，神说苏格拉底是最聪明的人，为什么?苏格拉底答，想是因为他明白有些事他还不明白。中国的孔夫子说“不知为不知”，大概也是这个意思。患自大狂病的人就不这样想，而是以为无所不知;有时病加重，还会举起刀，劈不同意自己之知的人，甚至抡起板斧，劈不可知论。其结果呢，自然是事与愿违，只能证明自封的无所不知恰恰是无知。所以，回到上文，确是应该说，人苦于不自知。换为积极的说法，是人应该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知己之所能或所长，一方面是知己之所不能或所短。自知所能或所长，容易，但也容易失实，因为有自大狂的老病在阴暗处作祟;自知所不能或所短，不容易，也因为有自大狂的老病在阴暗处作祟。所以一旦自知了，就证明已经冲破自大狂的藩篱，智慧占了上风。接着说自嘲，怎么是更上一层楼呢?是因为这要跳到身外，用悲天悯人的眼睛看生活在人群中的自己。这眼睛射出的光里含有怜悯，但旁观者清，并不妨害有强的透射力。于是一射而透，就看见自己的可怜可笑的一面：原来以为才高八斗，实则充其量不过一升半升;原来以为力能扛鼎，实则不过仅能缚鸡;原来以来美比潘安、飞燕，实则充其量不过貌仅中人;等等。这样，如果曾经向上爬而跌下，著文而无处肯发表，甚至十分钟情而受到冷遇，也就可以视为当然而一笑置之了。这笑是大智慧所生。笑也能生，所生不只是心情的平静，而且是心情的享受，还是用前面的话形容，真是岂不快哉。

张中行写过什么散文集 第3篇

张中行散文精选三篇

《义务和善念》

目的，玄远，搞不清，或说鞭长莫及，我们只好缩小范围，由天涯回到己身，想想怎么样生活才好，才对;或者说，就一个人说，未来的路像是很多，究竟应该选择哪一条?这太繁杂，不好说，只好由概括方面下手，转为道德哲学的问题，是：评定行为的善恶或对错，应该以什么为最根本的标准?这答案，在古今中外贤哲的言论中也是五花八门。但大致可以综合为两类，曰“义”，曰“利”。先说义。孟子说：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是说，只有合于义的行为才是善的，对的。历代道德哲学家，或不成家而也谈论这类问题的人，甚至常人，自觉或不自觉，几乎都可以算作这一派(推重品德就是一证);自然，说到实行，至少有相当多的人，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专就理的方面说，以义为评价行为的标准，问题也不少，只说重大的。一是根基相当渺茫。义好，对，不义不好，不对，谁规定的?古人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周书·蔡仲之命》)说本源是天命。可是天命虚无缥缈，难知，尤其难证。外，找不到，只好反求诸己，说是内心有良知良能。可是这同天命一样，也是虚无缥缈，难知难证。而且不只如此，我们找它，它却常常和人欲纠缠在一起，使我们大失所望。总之，以义为有大价值，像是很应该，却有缺陷，是难于找到它的娘家。以人为喻，没有根，取得信赖就很难。二，穷理要追根，而义常常像是背后还有什么。以日常生活为例，遇见自寻短见的，救是违反被救人的意愿的，可是通常说是义，为什么?因为都直觉地认为，生比死好。又如撒谎是不义，可是医生向垂危病人说病状，却照例要撒谎，为什么?因为这样可以减少病人的痛苦。可见我们所谓义的行为，都有所为;有所为，在理上它就不能是根本。三，义，作为价值观念，有时是浮动的，异时异地且不说，严重的是可以因人而不同，如小至买卖双方，大至交战双方，义的所指总是冲突的。事同而评价异，义的实在性也就成问题了。

《快乐与众乐主义》

上面说到生比死好，苦少比苦多好，这就理说是由义跳到利。为了避免误会，我们可以不用利，而用道德哲学中习用的说法：生活现象虽然多到无限，而所求不过是快乐(偏于心理学的说法);或者说，评定行为的善恶或对错，应该以能否去苦得乐为标准(偏于道德哲学的说法)。与行义相比，这种求乐的想法也许更接近常识。当然，问题也不少。

一是乐与义有时候冲突(小如酗酒，大如吸食_)，怎么办?二，乐与品德像是没有血肉联系。没有联系，它就有可能被赶到道德规律之外，还会有道德规律之外的评价行为的标准吗?三，乐有人己之间未必协调的问题，如争夺心爱之人或物就是这样，甲乐则乙苦，甲苦则乙乐，怎么办?边沁主义就是想解决这最后一种困难，它把乐的范围扩大，说道德哲学所谓善，应该指能够使最大多数人得到最大幸福的行为。这样，乐在人己之间不能协调的'时候，就可以用计量的办法来解决(自然还难免有算不准的问题)。边沁这种想法，过去称之为功利主义，其实也是古已有之，就是《孟子》的“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 “不若与众。”(《梁惠王下》)可以称之为“众乐主义”。

众乐主义是“量”的原则的扩大：一方面，就己身说，一分乐不如两分乐，两分乐不如三分乐;另一方面，就社会说也是这样。兼及社会，肯定了利他，可以使道德规律找到更稳固的基石。可是以乐为值得追求的价值，终归是，就己身说容易圆通，因为有“实感”为证;推到己身以外，找理由就不容易，因为没有实感为证，尤其是人己苦乐不能协调的时候。此外还有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四，量的原则难得普遍实用，因为有许多事是虽乐而不当做。写《逻辑系统》的小穆勒是边沁主义者，也承认快乐有高下之分。常识也是这样看，如平时，赌博与读诗之间，乱时，整人与宽大之间，绝大多数人认为前者卑下而后者高尚。可是这样一来，量的原则就不得不同质的原则平分秋色，作为评价的原则，允许平分秋色，它就完了。五，还是就常识说，人的日常活动，有不少显然与求乐无关，小的，如挤向前看车祸，大的，如已经苦于不能教养还要生育，等等，都属于此类。有不求乐的行为，而且为数不小，这就使我们不能不推想，人生活动的种种花样，如果有动力，或说有所求，这动力或所求，也许是比快乐更为根本的什么。

《目的难证》

上面曾说到“目的”，人生有没有目的?以我们现在所知的宏观世界为背景，像是不能给目的找到靠山。生命是自然演化的一种现象，如何来，正在摸索;如何去，连摸索也谈不到。“人为万物之灵”，这是出于“人”之口的话;如果出于“羊”之口，那就很可能是截然相反的一句，因为吃烤羊肉串的是人。由哲理方面考虑，目的是途程中的最远点，指定者应该是人以外的什么。古人设想是“天”，或说“上帝”，或说“神”，不管怎么称谓，都是性格远远超过人的什么，或说至上的什么。可是这“什么”是设想的，或说是由人能造许多物品推想的，证明其为有很难。退一步说，即使勉强以不能无中生有为理由，向一级地推出个全知全能全善的什么，我们也不可避免地要碰到个逻辑问题，这“什么”的上面应该还有什么，因为无中不能生有。这是说，在我们的知识系统里，不能推出最初因。不得已，再退一步，承认有个全知全能全善的什么，有许多现象也显然与这种设想不能协调。

如一，目的应该是可取的，力求达到的，既然全能，为什么不把它放近些?二，目的不应该是反善的，可是世间分明有不少恶，这怎么解释?三，还是说世间，根据地质学家的考证，有不少生物曾经盛极一时，可是灭绝了，这也是目的中应有的事吗?四，即以日常杂事而论，吸纸烟，打麻将，以及夫妻吵架，飞机失事，等等，说都是预定的趋向某远点的应有的阶段，就更不能取信于人了。其实，设想有目的，性质不过是小生意想赚大钱，自我膨胀。常说的“活得有意义”，“这辈子没白来”，以及“佛以一大事因缘出世”，等等，也是这种奢望的表现。奢望的根柢是信仰。信仰有用处，或有大用处，是可以由它取得心安。但心理的满足与事实如此是两回事。这引来的问题就是：有目的是好事，可惜像是没有。

张中行写过什么散文集 第4篇

张中行散文《旧燕》

讲不清楚什么理由，人总是觉得几乎一切鸟都是美的，可爱的。一切太多，如果只许选家禽外的一种，以期情能专注，不知别人怎么样，我必选“燕”。理由可以举很多，其中一项最重要，是与人亲近，而且不忘旧。我是北国城(长城)南人，成年以前住在乡下，先是土坯屋，后改砖瓦屋，都是祖传形式，正房(都坐北)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小康及以上人家兼有前后院。正房靠东西各间住人，中间一间两旁砌柴灶，可以起火做饭(冬天兼取暖)。这一间前部有门，如果有后院，后部也有门，就成为前后、内外的通路。有意思的是前部的门，两层：靠外的方形，只遮下半，向外开，名为风门;靠内的左右两扇，高及顶，向内开，白日大敞，入睡前才关闭。这样，起来之后，入睡之前，这间通路房的前门就总是半敞着。是不是欢迎燕来住半年，生儿育女呢?说不清楚，因为祖祖辈辈都是“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还是说事实，总是公历四五月之间，估计就是去岁那一对，回来了。门外罕有长者车辙的小家小户添了热闹，风门之上，燕飞入飞出，早期是衔泥筑巢或补巢，其后是产卵孵化，再其后是打食喂雏鸟。人也忙，因为正是春种到秋收的时候。现在回想，其实不是因为都忙，而很可能是都具有(无意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大德，才能够如此和平共处。关于和平共处，还可以具体说说。只说两件，都属于克已谅人的.，先说燕一方，巢筑在屋顶稍靠后的一根檩上，灰白色，作簸箕形，口敞开，向外偏上，农家早中晚三顿饭都要烧柴，烟气火气上升，推想在巢里必不好过，可是没看见有不安然的表示。再说人一方，吃饭放矮长方桌，位置恰好在燕巢下，小蒴黄口待食的时候常有粪便落下，怎么对付呢，照例是饭桌移动位置，而不说抱怨的话。人燕和平相处，由人方面说是鸟兽可与共群，取其诗意，可以说是羲皇上的境界.

羲皇上与现代化难得协调，于是由二十年代后期起，我出外上学，离开乡村的祖传式房，改为住院学校宿舍，住北京的四合院，门不再是上部半敞的风门，室内不见檩，也就再也见不燕巢以及燕飞入飞出了。有时想到昔日，很怀念。幸而还有个馀韵，是七十年代早期，我由干校放还，人未亡而家已破，当然还要活下去，只好妇唱夫随，到北京大学女儿家寄居。住房是五十年代建的四层砖楼，比较高大，楼前有两排杨树，像是与楼房比赛，钻得很高。我们夫妇住的一间南向，前面有阳台，未维新，用玻璃封闭，因而成为敞而且亮。记不清是哪一年，四月末或五月初，竟飞来一对燕，选定上方近西南角，筑巢了。我很高兴，想到又可以与燕结邻，心里热乎乎的。老伴也高兴，说燕相中筑巢是个好兆头。巢筑得不慢，常常见“空梁落燕泥”。及至筑成，我吃了一惊，竟不是簸箕形，而是鱼壶形，长圆，近上部的一旁开个小口，仅能容燕身出入。我至今不明白，是另一种燕呢，还是在乡随乡，在城随城呢?两种巢相比，我还是更喜欢家乡那一种，因为可以看见雏鸟的黄口。但总是又来身旁了，应该庆幸。庆幸之馀，有时想到次年，至时还会回来吧?不负所望，次年的春末准时回来。可是像是心不安定，先是利用旧巢，不久又筑新巢。也许对环境有什么意见吧，第三年回来，飞旋几次，看看旧居，远去，就不再来。

其后是时和地更现代化，我迁入北郊一座高层楼，居室有窗，有阳台，都封闭，蚊蝇尚不能入，更不要说燕了。由楼窗下望，有空地，却永远看不到“乍晴池馆燕争泥”的景象。常想到乡村的旧居，可惜先则人祸，家里人都散而之四方，继以天灾(地震)，房屋倒塌，现在是连遗迹都没有了。其他人家，会不会仍保留祖传的遗风，年年有旧燕归来飞入飞出呢?但愿仍是这样。不过，纵使能够这样，总是离我太远了。那么，关于旧燕，我所能有，就只是一首昔年作也未能离开失落感的诗了，这是：

漫与寒衾梦绣帏，

天街细雨湿春衣。

年年驿路生春草，

旧燕归时人未归。

观照人生

张中行写过什么散文集 第5篇

近访张中行

因了朋友顾之川兄的缘故，得知张中行先生就住在马甸一栋高层

公寓楼中，离我住宿的北师大很近。况且我于春节前还曾得到过他的

签名本《说梦楼谈屑》，登门道谢，亦在情理之中，于是便萌发了拜

访这位文化大师的念头。明人不说假话，我之想见行公（文化人对他

我们这一代人，谁没有读过《青春之歌》？小说中那位热血女青年的

不凡经历，曾让无数青少年激动和感奋不已。而我倒想看看，小说中

那位爱钻故纸堆的“胡适门生”，在经历了世纪沧桑之后，会是什么

模样。自然，小说终归是小说，与现实的人不能等同。

京都四月的一天，春日融融，满城飞絮。之川兄带路，我们敲开

了公寓三楼行公的家门。开门的是他的一个亲戚，随即行公也从书房

走了出来。一米七以上的个头，清瘦，但很硬朗，背脊挺得很直，不

像年届九旬的老人。行公很随和，让我们在沙发上落座后，自己在对

面一张老式四方餐桌旁坐下。我这才注意到，老人不是那类宽脑门、

大秃顶的智者形象，眼睛很小，看人时似乎特别专注，脸上布满细密

的皱纹，板刷式的灰白平头，让人觉得平易可亲。一身蓝布中山装，

一双黑色斜纹布鞋，朴素得就像一位退休工人。

如果拂去时间的烟尘，我们可以想象，眼前的这位老人，在过去

的革命年代，作为一个不革命的知识分子形象原型，经历了怎样的炼

狱般的磨难。但就在这种磨难中，老人并没有消沉，而是将他的喜怒

哀乐化为一缕缕哲思，融入他对人生的体察与观照之中，先后写出了

《文言津逮》《禅外说禅》《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诗词读写丛

话》《顺生论》《说梦楼谈屑》等数百万言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毫无疑问，这需

要化解生活的勇气，以求得心灵的平衡与内在的和谐，而把持这种平

衡与和谐，又该需要怎样不凡的精神定力？

之川兄见我作深思状，于是说明来意。我知道现在不是深思感慨

的时候，也就直奔主题，问行公手头有没有新作。行公摇摇头，连声

说没有。我不甘心，“给您出一部自选集如何？”还是摇头，“选集

文集都出了，再出，人家要骂我这个老头子到处骗钱了。”之川兄在

一旁敲边鼓：“给您编一部专谈古籍的本子，还是很有价值的。”行

公不好拂他的意，“以后再说吧。”我知道没戏了，于是碰了碰之川

兄，想采取迂回战术。之川兄会意，看了看墙上的钟，对行公说：

“我们下楼去喝几盅？”行公赞同。三缺一，于是喊上楼上的李君，

由行公亲自打电话。打完电话，行公从卧室取了帽子，围上围巾，在

将围巾一端抛向脖子后面的同时，喊一声“喝酒去”。看得出，行公

和年轻人在一起，兴致很高。

一行四人，走进一家叫“芝麻花”的小店。店主很热情，因为行

公是这里的常客。落座后才知道，行公曾在此宴请启功先生，一桌饭

吃了一百五十元。

行公后来写了一篇文章，盛赞“芝麻花”的朴厚实惠，发表在《

北京日报》上，一时传为美谈。听说不乏慕名而至者，使这家不起眼

的小店很是热闹了一阵子。

说到饭店，行公不无幽默地说“你在北京饭店吃饭，完了能将饭

店带回家么？”普通的一句话，让人咂摸半天。之川兄请行公点菜，

行公也不推辞，点了简单的几样。之川兄知道这些菜不合我这个湖南

人口味，建议他再点几样，行公说：

“够了，不要浪费。”早就听之川兄说过，行公是性情中人，每

次到社里，总要喊上几个年轻人喝一顿，四菜一汤，绝不铺张。不论

社会风气怎样变化，老人始终恪守着节俭的本色。我就亲眼见他将掉

在桌上的豆腐丝挟起，缓缓地送入口中。

我试图将眼前这位农民式的传统老人和受过五四新思想薰陶、至

今仍具有强烈科学民主意识的文化大师统一起来。而事实上，行公就

是这样一个既传统，又有着新的思维方法的老人。谈到国事，他说不

能寄希望于一两个好领导，而要靠完善的法治制度。中国古代不是没

有好皇帝，但概率太低，靠不住。因为人作为动物，在其本质中可怕

地潜伏着一种叫做贪婪的毒汁，而只要有可能，人人都可能成为暴君，

这是大自然赋予人的本性。只有依靠法治，才能有效地监督掌权者，

扼制腐败与残暴的滋生。行公生于帝制，长于忧患，饱历沧桑，他渴

望国家安宁，百姓殷实。而对中国历史上_的更迭，亦以此民本思

想为其评判的准则。我就见他正色敛容地说：“朱明王朝有什么好，

饿死那么多人，不亡才怪呢。”显然，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深厚的文化

历史积蕴，使行公脱去了某些观念的桎梏，而开放与激进，则丝毫不

比年轻人逊色。从行公身上，我们不难看到五四运动所烙下的精神印

迹。谈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他用“哀莫大于心死”来形容有些读

书人的生存状态，希望今天的读书人能继续有一个平和的环境，自由

自在地说话、读书、做学问。行公的言谈和他的许多文章一致，我们

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位世纪老人的忧患意识。行公即将出版的《流年

碎影》一书，据李君说，有许多精彩的篇章。行公为文，遵循“不宜

写者不写（即所谓“不得罪于巨室”），写则以真面目见人”的原则。

我相信这是一部说真话的书。88岁的高龄，功名利禄都成过眼烟云，

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李君在席间调侃，要行公说说他和杨沫的过去。行公坦然一笑，

说：“夫妻关系有什么好说的，就那么回事。”谈到与杨沫的分手，

行公说：“我和她的差别，是‘信’与‘疑’之别，她信我疑。”据

说“_”期间，_找到行公，要他揭发杨沫。行公十分认真地

说：“杨沫比我革命。”令小将们失望而去。历史就是这样一位嘲弄

者，常常让人尴尬不已。其实，读书之于革命，即使在当时也不应是

对立的。读书人可以投身革命，而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则必须从书本中

寻求理论武器。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去信仰革命，就好像

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成为佛_一样。用一种思想去统一全体社会成

员的思想，并采用宗教裁判所的方式来清除异_，这当然是最简单、

最切用的统治术，然而当阳光只剩下一种颜色，世界上只拥有一种声

音的时候，这个星球也就没有了生命力。在我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

确有这么一批学者，他们不热心功名政治，而视学术为生命。王国维、

陈寅恪、沈从文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一个多元化的民主社会里，

读书人有权利选择自己的职业和生存方式，社会应该充分理解并尊重

他们的前途选择，为他们施展才学创造必要的环境和条件。

值得庆幸的是，这一点，现在也逐渐得到了社会的理解和认同。

我们几个后生在那里慷慨激昂，行公则静静地听着，时而呷一口

酒，慢慢地品味，仿佛半个多世纪的人生风雨，都被他浓缩到了这杯

酒里，是苦是辣，只有他自己知道。有时他淡淡地一笑，是对后学无

知的宽容？还是历经沧桑，化解了生之疲倦，抛弃了所有语言形式之

后的一种轻松？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那张密布细纹的脸，因酒精的烧灼而开始微红，渐渐变得生动起

行公喜欢和年轻人交往，也不乏奖掖后进、成人之美的古道热肠。

一次，有个年轻读者买了金克木先生的著作，想请他签名，但又怕他

的耿介脾气，于是找到行公。行公二话不说，带着他上了金府。果然

不出所料，金先生一看来头，连连摇头说：“不签不签。”行公将钢

笔往他手中一塞，说：“签！”金先生无奈，只得签了。谁要他们都

是名人雅士呢。又一次，一位女青年想求启功先生的字，苦于无门，

找到行公，行公带她径上启先生家。启先生见是行公的客人，善心大

发，挥毫泼墨，写了一张又一张，乐得那位女青年直拍手。其实，行

公于金石书画，亦颇具见识，他的书法，能自成一格。我在席间冒昧

向行公索字，行公不以为忤，满口答应，过了不久就给我写好寄来了。

听说行公在办公室专门备有一套文房四宝，过一段时间就去那里写一

阵，以偿还各地忘年朋友的字债。

俗话说，老小老小，人老了，一切都看过了、经历过了，一切都

变得不再重要，也就能超然脱俗，返归到无拘无束的本我状态。老人

是寂寞的，而当他从与年轻人的交往中获得精神慰藉，获得春风沉醉

般安详的时候，也就获得了平湖秋月般的心境，获得了新的生命激情

和灵感，其创作也就进入到新的一轮勃发，与生命的律动交相辉映。

白云苍狗，逝者如斯，行公无愧于天道，近年除完成了回想录《流年

碎影》外，还不时在《随笔》等刊物发表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也就不时有集子问世。

他的文章虽少张扬蹈厉之辞，也似乎缺少至大至刚的伟岸气象，但从

他那清新自然如数家珍般的娓娓叙述中，从那貌似拉杂的谈古论今、

引经据典中，我们依然可以体察到老人对摄生治世之道、国家民族命

运的热切关注。

尤其是那些诠释人情物理，关怀生命价值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更能引发读者

人性的共鸣和理性的思考。我想，这恐怕就是行公的文章一印再印，

受到不同层次的读者喜爱的主要原因吧。

一瓶北京醇渐渐见底，而菜却还剩下一些。行公叫来服务小姐，

要了一只快餐盒，打好包，交给李君。李君显然已熟知行公的为人，

也就坦然接在手中。

之川兄买了单，我们一行四人出了店门。因了前面提到的原因，

我回头又看了看这家叫“芝麻花”的小店。和那些以“帝、王、富、

豪”命名的高堂大酒家相比，实在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我突然明白，

行公之所以对这家小店情有独钟，不就是为了得到普通百姓那份真实

的感觉么？而两位文化大师在这家普通小店的胜会，又是怎样地具有

了超越俗世浮华、蔑视“高贵”的历史人文主义内涵！转过身来，望

着已走在前面的行公，一股敬意油然而生，大脑也迅速作出定位：一

位真诚的学者兼作家，一个普通而真实的老人。